“感”与人类共识的形成——儒家天下观视野下的“人类理解论”

2019-02-21 10:00:29 来源:《哲学研究》2018年12期 作者:干春松
  【摘要】“感”这个范畴在儒家思想中极其重要,从《周易》和《礼记·乐记》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理解“感”的两个方向。本文认为由“感”这个概念出发,我们可以了解儒家思想是如何解释道德共识的形成,并让这样的共识得到人们的接受和理解的。儒家特别注重共同体的建设,并将人类大同视为终极目标,而由“感”出发所建构的儒家的人类理解论则是我们建构人类共识的桥梁。

  一、引论

  在1840年之后的经济和军事弱势下,儒家所强调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价值,逐渐被缩小成一种“地方性的知识”,与为抵抗外侮而兴起的民族主义倾向合流,成为中国近代日益高涨的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1]的思想资源。思想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固然难以摆脱时代的刺激及由此带来的局限,然而如何跨越时代的局限,发掘儒家建立在“同情”和“互相理解”基础上的“共同意识”,则可以让我们看到儒家思想对于缓和与化解日趋激烈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所可能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工作也会让我们了解传统儒家之所以主张“天下主义”的内在理据。

  儒家文献中一直肯定基于“类”[2]而产生共感的可能,并认为这是一种“天赋”的能力。不过孟子的论述因为得到更多人的讨论和阐发而成为儒家思想中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信念。在孟子看来,人与人之间要达到互相理解的可能性,就要坚信与生俱来的“良知”,这既可以视为儒家对于人之为人的一个基础性的“要求”,也可以作为人类之间形成互相理解的“基础”。在性善论的视野中,他需要解释为什么有一些人并不能按照良知的指引来辨别善恶是非。孟子有精英主义的倾向,他将人分为“大人”和“小人”,他们的差别并非在于是否禀受良知,而是有的人善于保存其赤子之心,故而成为“大人”,反之则为“小人”。从孔子以来,儒家学派对于“大人”和“小人”,或“君子”与“小人”的区分更多转向其道德品性,而不是基于社会地位的高低而形成的社会地位的高下。按孟子的话说,如果你选择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那么你会变成“小人”,而如果是存心养性,则会成为“大人”。在孟子看来,人们成为“大人”的决心是人类能够共同“感受”到的,除非他们被物质欲望所遮蔽,由此,修身便是一个回归道德“感受力”的必要过程。人们要生活在合理的社会秩序中,前提是社会成员都成为君子。而在此之前,圣人率先做出表率,让大家来效仿。[3]他总结说:“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孟子明确地说“圣人”先于一般人意识到义、理是心之同然的“内容”,这也是人作为一种“类”与别的“物类”的差别。

  对于人的“类”特征的高贵性的肯定是儒家的信念,一直被历代的儒家思想家所坚持。宋明时期的儒家发展主要也奠基于孟子的思想基础之上。比如,朱熹在与弟子讨论这一段话的时候,用儒家的伦常来解释理、义。“理义之悦我心”章云:“人之一身,如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口之于味,莫不皆同,于心岂无所同。‘心之所同然者,理也,义也。’且如人之为事,自家处之当于义,人莫不以为然,无有不道好者。如子之于父,臣之于君,其分至尊无加於此。人皆知君父之当事,我能尽忠尽孝,天下莫不以为当然,此心之所同也。今人割股救亲,其事虽不中节,其心发之甚善,人皆以为美。”(《朱子语类》卷五十九)

  对于圣人所率先感受到的“同然”,朱熹强调了后天的修养工夫的重要性,他认为圣人的感知力并非起因于圣人之心与我们一般人的内心有所不同,而是圣人基于其修养,能够将被物欲堵塞的纯然内心呈露出来。“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仇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传习录》卷中)

  儒家始终将先天的感受力和后天的努力结合,因此反复申说知行合一的重要性。而一般的百姓之所以能被圣人的教诲感动,就是因为他们共同禀受了天理,所以一旦被教化所“感”,便自然有所反应。“然民之所以感动者,由其本有此理。上之人既有以自明其明德,时时提撕警策,则下之人观瞻感发,各有以兴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耳。”(《朱子语类》卷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