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学到儒商:时代进步中的实践智慧

2019-02-21 10:19: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平成涛
  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正发生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身处这一变局之中也正经历着由传统到现代的巨大历史转折,经济的发展创造出于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应对变局需要思想定力,延续奇迹需要历史智慧。儒学作为生发于中国本土文化场域的社会正统思想,塑形了中国人最基本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儒商及儒商精神是以中国传统儒学为思想底色,进而生长出的具有鲜明思想特征和历史予意的东方道德伦理智慧。深入阐发中国儒家这一思想智慧,挖掘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精髓,从而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念的人文经济思想,成为儒学研究者和企业家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

  近日,中国孔子基金会、上海市儒学会、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共同主办,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儒商高等研究院承办的“从儒学到儒商——儒商精神研究的当代价值与国际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沪举办。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德国、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齐聚上海,共同签署并发布《国际儒商文化交流合作上海共识》,合作共建国际儒商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共同探讨当代儒商精神研究的时代价值和国际意义。

  儒商精神的历史溯源与前提追问

  儒商,即经商的儒家人士或信奉儒家思想的商人,它不仅是一个商业的称谓,更是一个文化和哲学现象。儒商精神是根植于儒家思想的商业伦理道德,是儒学在时代活动中的鲜活诠释,它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支撑了几千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对儒学、儒商现象、儒商精神的历史溯源与前提追问,是辨明儒商精神这一概念核心意涵的前提性依据。

  韩国中央大学教授梁承武认为,在历史上,儒商的鼻祖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子贡既是追随孔子的儒者又是成功的商人,这种双重身份的最初结合,标志着“儒商”的诞生。而作为社会群体的儒商,兴起于南宋、渐显于明代、明清之际正式形成。儒商精神根源于儒学思想的核心——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同时,儒家并非仅仅强调伦理道德,也注重社会民生,经营事业并非仅仅为自己谋利,也为建设富足的“王道”社会贡献力量。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震则认为,儒商的广泛出现可以追溯至北宋初期,并将儒商界定为一个复合性的概念,它既是“士”和“商”两个阶层的结合,又是经济现象和思想现象的融合。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黎红雷认为,中国儒商精神体现为“德以治企、义以生利、信以立世、智以创业、仁以爱人、勇以担当”六个方面。

  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张雄教授指出,传统儒学其历史积极性质的发挥,取决于现时代转换的三个关键环节:其一,精准切入当下中国现代性发育和发展的实践活动;其二,赋予现代儒学精神的新内涵与外延,既看到传承的连续性,又看到当下转换的本质不同。这种不同在于:前现代与现代性背景状况不同,现代儒学精神不是单一的儒学传统的复制,而应当将儒学精神视为代表着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历史灵性”之一,儒学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它不是“独尊儒术”的历史教条,而是融儒学及其他优秀传统文化为一体的新时代文化样态,因而,现代儒学精神既有着孔子的精神路标,也是当代中国人从历史走向未来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智慧凝聚;其三,在新时代的新实践,不断创新出具有重要时代价值的当代儒学精神的新思想、新理念。

  儒商精神的时代转换:三个核心问题的解答

  我们今天对儒商精神的阐释,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促生和保持儒商精神的时代鲜活性,这要求沉睡在历史语境中的儒商精神不断深入到现实语境之中并确立感性确定性。即是说,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儒商精神,必须实现自身的时代转换,而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深刻回答三个核心问题。

  一是儒商精神如何保持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历史间距。儒商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在地浸染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实现儒商精神的时代转换,就要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中绵延与充盈这种文化基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李存山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承继,儒商是中华文化的旧邦新命。儒家接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和“民本”这一最高价值取向,并将其传导至商业的法则。北京大学哲学系陈少峰教授认为,发扬儒商精神应当将儒家注重“领导力”与法家注重“管理”结合起来,同时,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结合则会产生一种“领导的艺术境界”。还有的学者从诚与信、命与遇、人与物三个方面着重阐述了张载思想与儒商精神的内在关联。

  二是儒商精神如何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义利之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端与发育直面着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即义与利的关系问题。而对这一关系的回答涉及整个儒学发展的核心脉络,构成儒商精神的内在思想关切,某种意义上,义利之辨成为从儒学到儒商的思想联结点。韩国首尔大学郭沂教授以“人性与道德——儒家义利观的新诠释”为题,阐发了儒学以“德”和“性”为核心的人性论基础,强调了儒家“不否定利”、“以义为利”的义利观。孔子第七十五代孙、世界儒学大会秘书处秘书长孔祥林教授讨论了“先秦儒家的义与义利观”,阐发了从孔子的重义轻利,到孟子论义的道德修养维度,再到荀子的重义轻利倾向的思想演变过程。上海财经大学哲学系教授刘静芳则提出“以道观利”的独特观点,以此探索超越义利之辨的一种方式。

  三是儒商精神如何获得世界文化思潮碰撞中的自我主张。中国经济正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度进入世界市场,同时中国文化也正发生着与世界文化思潮前所未有的交流与碰撞。儒商精神具有开放包容的时代品格,实现这一精神的时代转换,需要在积极接纳不同地域文明成果的同时,不断获得能够创造时代价值的自我主张。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洪兴在谈及儒商精神的存续及其现代转换时,提出了三个要点:(1)从儒商精神从知识考古到现实落地的转换;(2)儒商精神主体从经济人到文化人的转换;(3)儒商精神从地域性文化向世界性课题的转换。上海儒商分会会长、企业家丁兴才则强调,儒商精神在拓展自身内在意涵过程中应体现出一种“文化自觉”。

  生生不息:不断开创中国儒商精神的世界叙事

  儒商精神是中华文化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贡献的集体智慧,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风云激荡、激烈博弈的今天,儒商精神中的“和合精神”、“利他精神”、“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价值理念,对于构建互利共享的世界经济体系、对于21世纪的全球治理秩序、进而对于人类从利益共同体走向命运共同体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应当把儒商精神作为全球性人文经济学术课题,进行全球视野下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与研究,不断开创中国儒商精神的世界叙事。

  一是创构儒商精神的世界话语,需要学理研究与实践运作之间的多向度联动。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牛廷涛先生认为,实现当代儒商精神的时代价值与国际意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积极因素,建构符合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需求的儒商精神,应当从三个方面来着力:其一,超出单一的学术或商业话语,建立完善多方融合的长效运作机制;其二,超出单纯的理论创见视域,打造专业化儒商研究和教育队伍;其三,超出单向的愿景规划,从当下资源的筹划中建构全新的商业文明。此外,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朱杰人认为,还应当注重儒商精神的实践创新,提炼当代中国企业家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儒家文化圈中的各种成功商业经验。

  二是儒商精神为世界注入共同价值理念,是解决国际争议和摩擦的精神资源。世界文明的联结需要共同的价值理念,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和平交往同样需要共同的价值理念作为基础。儒商精神为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争端提供了智慧方案。世界儒商联合会会长、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认为,儒家的“仁、义、理、智、信、孝、悌、忠、廉、耻”在处理中美人文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中美两国政治家都共同遵守孔子倡导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则中美贸易摩擦就会得到公正解决。梁承武先生认为,当今多元化的世界, 期盼根源于东亚儒家文化的儒商精神的复兴,这一精神怀有有文化意识、现代意识和世界意识,具备创造能力、理财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是儒商精神与世界历史进程及其文化培育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人类生活的世界走向是历史大势,儒商精神的内在理念契合于世界性交往活动中对理性行为规范的诉求、契合于全球化治理过程中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价值导向、契合于人类全面发展事业对仁义精神的追求。与会西方学者认为,儒商精神与全球化进程所要求的文化是内在一致的。同时,“当代儒商是中国自身对于世界合规文化的贡献”,其与西方的合规文化并非矛盾的。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教授祝家华认为,儒家思想为人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最高的道统,而在实践意义上道统良知必须是人的根本。此外,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翁诗杰先生和德国曼海姆中文学校校长刘元华女士在强调儒商精神世界传播的紧迫性的同时,都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应当互相理解和尊重,儒学和儒商精神的普及传播过程,需要平等对待其他国家和地区多样的文化形态。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