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回望“生活儒学”

2018-07-16 09:28:03 来源:中国孔子网 作者:黄玉顺

  【提要】“生活儒学”作为儒学现代转型的一种理论建构,是一个完整的思想系统。它通过与现象学的批判性对话,突破了传统哲学“形上→形下”的二级架构,揭示了人类全部观念层级的三级架构,即“生活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或“生活感悟→形而上学→形而下学”。它以作为生活情感的仁爱情感为大本大源,以“注生我经”的诠释视域和诠释方法,重建了儒家的形上学“变易本体论”和形下学“中国正义论”,并落实到现代政治哲学的建构“国民政治儒学”。

  【关键词】生活儒学;现象学;变易本体论;中国正义论;国民政治儒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儒家哲学现代转型研究”(批准号:16JJD720010)。

  我经常讲,“儒家没有新的,儒学是常新的”。儒家总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建构其不同的儒学理论形态,“生活儒学”就是儒家的一种现代儒学理论形态。自2004年诞生以来, 生活儒学已经走过13个春秋,共出版了8本着作(含专着与文集),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思想系统。感谢《孔学堂》杂志社的邀约,为我提供了一次自我反省的机会。

  一、生活儒学的问题意识

  “生活儒学”的提出,源于以下的问题意识:

  按照传统的理解,古今中外两千多年的哲学都不外乎“形上→形下”的二级架构,即根据一个绝对的形而上存在者来说明众多相对的形而下存在者何以可能;儒家哲学亦然,例如程朱理学以唯一绝对的“天理”来说明众多相对的“万物”何以可能,即其所谓“理一分殊”。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会一种陷入困境:面对中国人的现代化诉求,传统儒学的形上学、形下学皆不可取,这就意味着整个儒学都应当被抛弃。

  先谈形下学困境。如果传统儒学是指的新文化运动之前的儒学,那么,它本质上就是帝国儒学。帝国儒学的形下学,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一套政治伦理学,其核心无疑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的儒学,显然是现代性的对立面,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正是这样的儒学。坚持这样的儒学,势必反对现代化,这正是今天一些“原教旨主义儒家”的态度。

  再说形上学困境。传统儒学的形上学,是为上述形下学服务的;这种“形上→形下”关系,哲学上叫“奠基关系”(foundation-laying relation),通俗地讲,即:之所以建构如此这般的形上学,是因为如此这般的形下学的需要。例如程朱理学的理本论,当然是为帝国的政治伦理学服务的;其所谓“天理”的实质内涵,其实就是以“三纲”为核心的帝国伦理政治规范的形上学化。因此,这样的儒家形上学显然同样是现代性的对立面。

  如此一来,我们就会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要坚持儒学,就必须放弃现代化;要追求现代化,就必须抛弃儒学。在今天的中国人里,这两种对立的选择都存在:有人原教旨主义地坚持儒学,有人厌恶地批判儒学。当然,也有人采取第三种选择,即探索儒学本身的现代化;但是,这类探索始终在理论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儒学的上述困境基于对儒学的一种认识,即儒家哲学就是“形上→形下”的二级观念架构。生活儒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这样被逼显出来的:如果我们既要选择现代价值,又要选择儒家立场,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认定儒学不仅仅有“形上→形下”的二级观念架构,它还有更本源的观念层级,却被长久地遮蔽而遗忘了;通过发现和揭示这种本源观念,我们就可以面对现代性而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和形下学。

  二、生活儒学与现象学的关系

  由此,生活儒学突破了两千年来哲学的“形上→形下”二级架构,展示了三级观念架构:

  存在论意义上:生活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

  观念论意义上:生活感悟→形而上学——→形而下学

  老实说,这种突破是受到海德格尔现象学、特别是其“存在论区分”(der ontologische Unterschied)的启发。按照海德尔格对“存在”(Sein)与“存在者”(Seiendes)的区分,那么,不论是形而下者,还是形而上者,都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然而所有一切存在者都是由存在给出的。用儒家的话语讲,形而上者是形而下者之“本”,而存在却是形而下者和形而上者之“源”,这就是我所说的“本源”——“大本大源”的意思。 那么,在孔孟的原典儒学里,这种被长久遮蔽而遗忘的存在何在?本源何在?下文将会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许多朋友误以为我是用现象学来解释儒学。其实,我在自己的着作和文章里多次对海德格尔进行了根本的批判。例如:

  海德格尔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存在是先行于任何存在者的,“存在与存在的结构超出一切存在者之外,超出存在者的一切存在者状态上的可能规定性之外”,那么,存在当然也是先行于此在(Dasien)的,因为“此在是一种存在者”;但另一方面,探索存在却必须通过此在这种特殊存在者,即惟有“通过对某种存在者即此在特加阐释这样一条途径突入存在概念”,“我们在此在中将能赢获领会存在和可能解释存在的视野”。如果这仅仅是在区分“存在概念的普遍性”和我们“探索”“领会”“解释”存在概念的“特殊性”,那还谈不上自相矛盾;但当他说“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那就是十足的自相矛盾了,因为此时存在已不再是先行于任何存在者的了。

  海德格尔的上述矛盾,根本原因是“存在”(Sein)与“生存”(Existenz)的二分;生存是“此在”(Dasein)的生存,即是一种特殊存在者的存在,即人的存在。而生活儒学的做法是:去掉作为生存的前提的此在,那么,生存即是存在,存在即是生存,两者是一回事。这样的作为生存的存在,或者作为存在的生存,谓之“生活”。这是比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更彻底的存在观念:一切存在者皆源于生活、归于生活。

  不少朋友以为“存在”是一个西化的外来词。其实不然,汉语“存在”这个词语及其观念,至迟在隋唐时期便已经出现。 人们之所以用汉语“存在”去翻译西语“Sein”,是因为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非等同性,但确实存在着可对应性。 关于这个问题,最近我与美国知名哲学家安靖如(Stephen C. Angle)进行了一场对话。 在他看来,儒家哲学的当代发展可以分为两种路数:一种是“有根的全球哲学”(rooted global philosophy),即他所说的广义的“进步儒学”(progressive Confucianism);另一种则是“无根”的、“双重承诺”(dual commitment)的哲学,既认同儒学传统,又认同西方的某个哲学传统。例如安乐哲(Roger Ames)“角色伦理学”(Role Ethics),既认同中国的儒学传统,又认同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安靖如过去认为生活儒学属于后者; 现在他认为生活儒学也是一种“有根的全球哲学”,其“根”就是儒学传统,而不是现象学。